【改进文风大家谈】学贵识见 文尚辞达

【改进文风大家谈】

作者：周绚隆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文风是反映一个社会学风、世风甚至政风的镜子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围绕文风有过多次重要的讨论。中唐时，韩愈为了扭转当时崇尚骈俪、注重声律辞藻、内容空洞的文风，大力倡导形式自由的古文，号召要陈言务去（词贵己出），主张不平则鸣（表达真情实感），对改进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迎来唐宋古文的大发展。清代中期，朴学兴盛，学者相矜以知，“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，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”（姚鼐《与陈硕士》），“钩章棘句，以艰深文其浅陋”（袁枚《覆家实堂》），桐城派古文家遂通过提倡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的写作主张以救其弊。1942年，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《反对党八股》的讲演，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风与政风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当今学术研究中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风气，也影响到了学术写作，因此学术作品的文风出现三种不良倾向：

一是为发表而写作，标题雷同，缺乏新见。最为明显的是，各类刊物上，以“×××视域下的×××”或“以×××为中心”等话语模式为标题的文章比比皆是，背后折射的是发表的焦虑，表现出来的则是缺乏创新。

二是为理论而理论，不是跟着西方的概念跑，就是试图用晦涩的表述掩盖自身理论的不足，导致生涩缠绕，词不达意。近年来，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，流行所谓“副文本”“互文性”“书籍史”等从西方引进的概念，一些年轻学者赶潮追捧，除了概念本身比较新颖外，并未带来理论、方法上的实质性突破。有些论文，从概念使用到语言表达，都不免应和了“以艰深文其浅陋”之讥。

三是片面追求文章的篇幅，有的刊物明确表示不发短文。在数字化时代，文献的获取更为便捷，为追求篇幅，作者会无节制地堆积材料。文章长短固然与讨论的话题大小有关，但对篇幅的积极控制，能挤掉多余的水分，让行文更加紧凑，表达更加清晰。

清人程廷祚在与程晋芳讨论古文写作时，引用《周易》中“言有物”“言有序”，和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“辞达而已矣”的表述，总结了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：有观点，讲章法，表达清楚。这对我们今天改进文风仍是有指导意义的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4年08月17日 01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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